760年前,公元1259年,纵横天下的成吉思汗之孙、拖雷长子、蒙古大汗、史称元宪宗的孛儿只斤·蒙哥,在川东地区一座小小的城池——钓鱼城下,被南宋守军狙击数月之久后,突然暴毙身亡。一说是被大宋守军矢石击中,一说是暴病身亡;不管怎样,亚欧大陆闻之胆寒的蒙古大汗总归是死了。蒙哥这一死,直接改变了历史的走向,和蒙古的政治生态。他的兄弟们忙不迭从各地战场前线撤军回来,抢夺大汗之位。最终,蒙哥四弟,拖雷第四子忽必烈夺得汗位。此后,黄金家族为汗位终于分裂,争战不休,实力大为削弱,欧洲大陆得以喘息。
关于蒙哥之死,明人修的《元史·诸帝本纪》是如此记载的:
宪宗……待武功既盛,志骄意满,遂欲混一海内,通堑南北,于是亲率劲旅,以侵南宋,顿兵于坚城之下,稽留于山野之间,卒至无功,身染沉疴,终忧愤而崩。
这座小小的钓鱼城,现属重庆合川。彼时甚至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城市,只是一个小小的屯军之所,地理上一直属于川东地区。但就是这座小小的屯军之处,正史也记上了一笔,让蒙古大汗"忧愤而崩"。。
重庆合川钓鱼古城
蒙哥死后,元代宋立,四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之一,也由此而起。
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四川移民史,需从战国秦朝记起,即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所说的“乃移秦民万家实之”。其后,在汉末三国、两晋、隋唐、五代十国、两宋之交,均有数次移民,大批北方汉人为躲避战乱,进入蜀地。
最近的一次,则为抗战时期,国土沦陷,首都迁移至陪都重庆,大批国民移政府南迁,抗战胜利后,仍有部分人留了下来。
四川的每一次移民,背后都是“……户部奏四川民总八万四千余户”——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十二——的惨烈背景。现今川渝共一亿一千多万人的地方,仅余84000余户,即便以每户计人口20人,也仅为168万余人。
历时千年的四川移民史,无疑是一条艰辛的百姓求生路。
古时的四川山高林密,交通不便,由其名“四川”即可得知。四川由“川峡四路”得名。“川”和“峡”指两种不同的地理形态:“川”是平原,“峡”是两山夹一水的河流。元代“川峡四路”中的三路——利州(今陕西汉中)、梓州(今四川绵阳)、益州(今四川成都),在当时的历史地理条件下,都是封闭的富饶平原。承平时期,川内就可以自给自足,自行发展;战乱时节,因为交通不便,承受的滋扰也可以减少。除非对方一心想得到这块膏腴之地:如战国时期的秦国,从金牛道入蜀,将四川纳入秦国版图,再用四川资源统一六国。但更多的时候,四川独处一隅,远离首都政治中心,即便得到这一块偏远之地,对全国战局的作用也不甚大,先放一边容待以后再行收取,也是可以的。因此素有“天下未乱蜀先乱,天下已治蜀后治”一说,统治者们总是在最后时期才想到入蜀,完成全国统一。
其中规模最大的,是两次“湖广填四川”:一次是元末明初,一次是明末清初。两次“湖广填四川”给了绝大多数四川人元末明初、明末清初来自湖广(今湖南湖北)的印象。
湖北麻城,许多川渝人的精神祖籍
但其实,这里面是有些疑问的。
现今的四川人,记忆中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祖籍地: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。这里说的湖广行省,是现今的湖南湖北地区,并不包括海南在内的广东广西。不过事实上,四川人口中,现今约有两百万人,来自广东、福建、江西客家地区,大多居于成都周边的川中地区,确属事实。
疑问,来自诸多史实。
现今的川渝移民,家族中诸多长辈口耳相传,祖先清初从“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”迁来。很少有人怀疑过这个说法。所以,不管是在川渝内,还是省外,遇到的四川人或对四川移民史感兴趣的,都会称其家族来自“麻城县孝感乡”,或说四川人都来自这个地方。学者及民间爱好者的说法是,麻城县孝感乡,可能是移民中转地,不管哪个地方的人移民入川,都需要从这里进入四川。民间传说,四川人称上厕所为“解手”(解读gai,读如改),就是那时政府强制捆绑外省人移民入川的原因。
但事实上,还有很多家族的族谱明确记载,他们的祖籍是在湖广行省之外的其它地方,如江西吉安、岭南等地,并无由“麻城县孝感乡”入川的记载,不管是元末明初,还是明末清初,距其时不过数百年,且此后再无大的战乱和迁移记录,应不至于遗漏。族谱序言里也明确说明了祖籍地说法,来自残存的更早的族谱记载和祖宗墓志,应更为可信。
重庆湖广会馆。川渝移民的见证者
那么,我们见到的现今九成以上的川渝人士为什么又说祖籍是“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”呢?从明朝建立起计算,至今尚不到700年。700年间,除元末明初,明末清初的几次大规模移民,再无更多规模的移民记录。一个乡的移民,就能繁衍出川渝现今的一亿一千多万的人口吗?
因此,川渝移民都来自“麻城县孝感乡”,是有其可疑之处的。这些可疑之处,应该有如下几处。
一、“麻城县孝感乡”的说法流行,会不会是以讹传讹,或本土原著民受外来移民挤压攀附所致。要知道早前的国人,是有极其强烈的乡党意识和生存策略的,外来移民太多,挤压到本土移民,于是也认个老乡,甚至改姓为当地大家族,以求和谐生存?导致真实来源地与口头说法相悖?就如现今的北方人大多称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一样?
二、其时的麻城,固然为交通要道及重要城镇,但无论如何也不及汉代就已兴起的江夏郡——武汉,不管是其时的政府强制移民,还是移民自发入川,从宜昌渡长江经万州入川,或直接走水路经长江入川,都绕不开武汉;走陆路沿现在的襄渝铁路,经随州、襄阳、十堰、安康,再分道达州或汉中入川,也得途经武汉或其边缘。那么,不管物质条件,还是交通方便,为什么不在武汉集散中转,而去更偏远的麻城呢?难道是其时的武汉也受战乱波及,几近荒城?
三、《明太祖实录》所说“户部奏四川民总八万四千余户”,以其时的技术手段和四川沟壑纵横,尤其是盆地周边地区山高林密,交通不便的地理条件,统计数据是否有较大误差?我们现在知道的是,民国期间,四川军阀混战,盗匪横行,很多老一辈的川渝人几天就得跑出去躲避一次,但每次都跑不了多远,几百米外就有树林、山洞藏身,兵匪过后再回来。成都府固然“十不存一”,但在广袤的乡村地区、山区、丘陵,是否还有不少的原著民,根本就没有进入政府的统计数据?
成都广东会馆
但不管怎样,上数千年来,四川人重庆人大多来自全国各地,确是无疑的。每一个家族的移民史,都是一条斑斑血路。入川路上虎狼横行、兵匪肆虐、山高林密、病疾流行、饥馑遍地,不论是自发移民,还是组织移民,在其时都是一条生死之路,也颇多入川路上病死、被虎狼咬死、被兵匪盗杀死或致残,或畏艰途而半道折返的记载。
致敬,我们川渝的先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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